三月兇猛，我們還期待，終至溫柔。

烏克蘭。劉進圖。昆明。還有更多之前的名字。我們再次感受到暴力的黏稠與深度。回想對上一次，至少可追溯至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，那次更大規模更難平復的創傷經驗。

隱性而長久的剝削、壓抑和恐慌，秩序乾淨和諧，既然要掩埋血的腥臊，血的腥臊也必然最終，能夠打破一切。

而黃碧雲〈失城〉裡寫，「恐怖而平靜地期待將來─—不得不如此」。那宗往返於移民與回流的家庭血案，「記錄」了九七前後政權更易的時代，集體希望的無所謂有，或無，而瀕臨以極刑撕毀一切又在死亡之上強壯存活的處境。還記得當年劉紹銘評〈失城〉，說及療傷，時至今日，香港經歷了十六年後殖民光景，對於書寫的療癒和救贖，我們不得不思考。

今期《字花》拾人牙慧，談「治癒系」這流行文化關鍵詞，但最後還是沉重地檢視它。無非是因為，城市如此憂鬱，囤積了太多躁動，理智早已抵達臨界，我們唯一能做的，只能是扛起傷痛，藏匿在窩巢裡自舔傷口。

關於書寫的慈悲與無能，我又想到John Berger在《留住一切親愛的》裡說過：「有時，對我而言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許多詩作，包括男詩人和女詩人所寫下的，似乎是有史而來最友愛的作品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這也和政治口號毫無關聯。這適用於里爾克，他是反政治的；也適用於波赫士，他是個反動派……我們的世紀，是個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時代，然而他所想像的（有時也為之奮鬥的）未來，卻是以友愛為號召。在此之前，幾乎沒人提出過這樣的號召。」

就連二十一世紀都已漸入高潮了，我們的號召又是甚麼？